陳曉勇做得最多、最擅長的便是白內障手術。對，就是被許多患者認為特別簡單的那種“小手術”。相比許多異常復雜的外科手術或者單就一些眼科手術而言，白內障確實是小手術。“小”到陳曉勇的最快紀錄是三四分鐘就能做完一臺白內障手術,單日近百臺手術更是家常便飯。
可是他偏偏把每一臺“小手術”都做成了“大手術”。他把每一個普通白內障手術都當作屈光白內障手術來做。如果說普通白內障手術是統一模式下的流水線作業，那么屈光白內障手術則是精準手術，其要求遠高于普通白內障手術。
眼睛是最精密的光學器官。所以，要在如此精密的光學器官上動刀子，必須做到高度精準、極度精確，是名副其實的“高精準度晶狀體手術”。陳曉勇剛開始做白內障手術時，憑借的是那雙讓他引以自豪的拿術刀的手，畢竟一月二三百例一年兩三千例的手術量也非浪得虛名。可是慢慢地，他開始學會用“腦”和“心”做手術，把每一臺白內障手術都當作一副需要全身心投入、精心雕琢的“作品”，進而手腳腦心合而為一，就像武林高手自此精修，人劍合一、劍心合一一般。每只眼的切口角度、斜度、深度是多少，合并了其他眼疾怎么處理，具體要用什么樣的手術方案，手術過程中怎么樣才能做到最完美等等，這些都在他的思考范疇之內。而要做好這樣的手術，花費的研究精力并不亞于很多大手術。甚至一個一秒鐘就做完的小切口他都能跟學生講上很多堂課。以至于他和一些同行交流手術技巧時，有時會讓人發出諸如“原來我還不會做白內障手術”的感慨。
不僅如此。他絕不僅僅只關注“手術”的那部分。他極具整體觀，將患者術前、術中、術后全過程進行貫通。他常常以一臺手術實現“雙雕”甚至“三雕”，解決患者多種眼疾；為了防止患者“再得白內障”，他會給每位患者的眼睛仔細“拋光”，給手術作品來一個“點睛之筆”。因為他覺得“我手術時多操作幾個步驟就能解決患者青光眼、散光、老花的問題，何樂而不為呢”。“省錢少痛苦，這是我們醫生發自內心的希望。”陳曉勇如是說。
陳曉勇是“追求完美”的處女座，所以他喜歡追求一種極致和完美。這個自認為“德須配位”、低調謙遜地認為自己“也就這點能力和水平”的處女座大夫極力地追求手術的極盡完美，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將白內障這樣的“小手術”做到了極致。他說：“我始終明白且堅定自己的目標，我就想將我自己手里的這點‘小活兒’做細、做精、做準。”陳曉勇曾經一天做過96例白內障手術，他自嘲“要是不吃飯做150例都沒問題”。2012年至今，他的手術量連續8年穩居北大醫學系統醫院的第一名——白內障手術，倒也不難理解。
那些年，他就這樣埋頭做手術一個人使勁往前沖，內心還有點小狂喜。這種情況在2014年12月有了一丁點改變。這年科里來了一位年輕的眼科醫生蔡宏媛——這位因為姥姥得了很嚴重的眼疾近乎失明而義無反顧地報考醫學院眼科專業的女孩終于實現了夢想。因為常幫陳曉勇打下手，做些手術預約、復診等工作，他倆成了密切的工作搭檔。有了這個年輕搭檔的配合，竟然讓陳曉勇有了如虎添翼的感覺，因此兩人干脆組成“屈光天團”開始“出道”。不曾想，這個無編制、無經費、無任務的“三無”團隊竟然不斷擴充壯大，目前團隊成員達到8人。這個團隊很有意思，除了“三無”外，還“無組織無紀律”——團隊成員自愿加入、自愿退出，沒有隸屬、利益關系；成員大多來自于科室其他部門團隊，屬于“跨界聯盟”；團隊成員解決某些問題時喜歡互相“懟”彼此抬杠。陳曉勇把這個團隊定位為“學習型”團隊，而不是行政意義上的團隊——他組織團隊成員每周一次學習和研討，都是非常專業前沿的一些內容，團隊成員都特別投入、特別認真；每次布置一個主題任務，比如“誰誰誰把這個相應文獻查一下，下次分享”；每次都會討論到終極三問“為什么？然后呢？怎么辦？”…… 因為這群年輕人的投入和給予的幫助，陳曉勇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一個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遠、更穩”。
身兼醫教研管理多職的陳曉勇把自己定位為四種角色：professor（教授）、partner（伙伴）、leader（領隊），worker（技術工人），在不同的情景下，他需要在這四種角色中隨時切換。工作中面對同事的時候，他是leader，負責管理、組織，分工討論內容；在團隊的學習研討中，他是一名認真學習、積極參與討論的partner；出門診時他是一名professor，到了手術臺上立即成為一名專業的worker。而他更高的追求是成為患者和工作伙伴的partner。他和他的患者、同事們在這種互為partner中達成了一種默契，團隊成員按照“科學流水線”的方式有條不紊地給患者提供精準的手術服務——
術前對患者眼部情況進行詳細檢查；對角膜、晶體、眼底等一系列檢查結果及數據進行綜合評估、分析、精確計算；手術前針對每個病人的實際需求和檢查結果、并結合心理預期以及家庭背景，做出個性化的手術設計方案，包括手術的方式、使用的人工晶體、手術時切口的角度和位置，特別復雜的手術還需要更精心的規劃設計；將每位患者的重點信息整理分析形成表格，特別是關鍵數值等用不同的顏色進行分類以供陳曉勇參考決策；有針對性地對患者進行術前談話和心理疏導；給患者和家屬留下微信或者電話，利用自己私人時間隨時解答各種問題。而在手術臺上，陳曉勇靠著幾萬例白內障手術積累的經驗和術前的精準分析做出“精準個性化定制”的手術，“穩準快”地完成一件美麗的“作品”。每個階段手術結束后，團隊還會對前期手術進行復盤分析和總結，不斷進步，以利于對后期患者手術的優化設計。
團隊成員互補互助、各司其職，又彼此查漏補缺，整個團隊共同合作，共同進步，最終目的只有一個——為了讓患者得到更好的醫療服務、術后達到最佳的視覺效果。
陳曉勇謙遜地表示他自己是做手術的那只“手”，團隊其他成員是指揮他精細工作的“大腦”。他很自豪：“全國范圍內，基本沒有其他團隊是像我們這樣操作的。”
患者口耳相傳的好口碑是團隊成員通力配合的結果；是他想和同行推廣普及交流“精準晶狀體病手術”理念的信心；更是他想要“走得遠一點、穩一點”的動力所在。
陳曉勇喜歡說話自帶喜感的人，他開玩笑說自己“準備去學學單口相聲”。出門診時，他盡量用患者聽得懂的“陳式幽默”與患者對話，加上天然的親切感，使得患者面對他時氣氛輕松了許多。比如你常常會在他的診室里看見他握著患者的手說：“老人家您已經好啦，以后在當地定期復查就可以，不用老跑北京來找我，路費這么貴、我的掛號費也不便宜；不過如果您想過來跟我聊聊天，我還是很歡迎的”；還有“老人家您是一個人來的嗎，您聽我說啊，照著我這個單子上的流程一步一步地去做，全部做完了再來找我，我給您好好看啊，您想哪天做手術就哪天做，您隨便挑日子。”又或者“老人家，您這個眼病我不擅長，我給您寫個條，您去隔壁找***大夫，他是這方面的專家，我把您的這個號退了吧，好幾十元呢”。再比如，在手術室里你會聽到陳曉勇說“老人家您不要害怕啊，我給您好好做，幾分鐘就好了，做完以后咱就不用眼鏡了，您想看近就看近，想看遠就看遠”……
他面對的絕大部分患者都是老年人，文化水平參差不齊，經濟狀況也各不相同，所以他的語言非常通俗，也非常直白接地氣，就像是和家人說話一樣，不花哨不繞彎子。他會把專業術語轉化成簡單和幽默的表述，會把一些需要讓患者知道的科普知識用生活中的例子表述出來，患者輕輕松松就明白了。比如一些老人不懂手術原理，他會解釋說“您的眼睛沒有病，我們的眼睛就像是照相機，因為用久了鏡頭磨花了，咱們把舊的取出來換一個新的，這個取出來的叫白內障，放進去的叫人工晶體。”遇到那些如果不手術即將出現風險的老人，他會循循善誘“您的眼睛不是單純的白內障，這個您得聽我的話，我比您有經驗”。他也寫公眾號，用老百姓都能聽得懂的語言，告訴大家人為什么會得白內障、白內障手術是什么、人工晶體有哪幾種、都有什么區別；甚至包括外地患者手術怎么報銷、怎么復印病歷他都替患者考慮好了。他說：“我說得明白點，患者就少跑點。”
作為醫生總是戴著口罩，但是你能感受到口罩掩蓋不住的笑意和親切，以至于許多專程來找他的患者憑借露在口罩外的眼睛就能輕松地認出他來。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陳曉勇特別注意溝通中的語言用詞，他覺得手術和藥品都無法替代語言。“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他認真做著那個有溫度的醫生，試著真誠地去理解病人，讓他們少走彎路。“醫學不能解決所有的疾病問題，醫學人文永遠比醫學知識更重要。”他說。
但是他也有態度。他會囑咐團隊里的年輕醫生“不要把后背對著大門”。他也遭遇過那種“我明明把病人看好了卻到處投訴我”的郁悶與不解，但更多的是溫暖。他曾經為了留住一位聾啞老人與世界連接的唯一一點視力，冒險接診了這位患者。當聾啞老人重見光明的那一刻，陳曉勇的喜悅和幸福與他是相通的，時隔七八年后這個患者還不忘攜家眷來看望他感謝他，這無疑是對一位醫者最大的褒獎。王薇教授是陳曉勇的恩師，另外一名白內障手術大咖郝燕生教授對陳曉勇的職業生涯也影響頗大。他們都曾對陳曉勇說：“你不要想著當一個有名的醫生，而要當一個明白的醫生。”這些箴言對陳曉勇影響深遠，并被他當做行醫之準則。他們希望他能成為“明醫”，他們的團隊能成為“明醫團隊”。這個“明”，是光明的明，也是明白的明——明白技術、明白病人、明白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