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ha Is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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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有一部分女性認為懷孕和分娩是快樂、自然、令人滿足的事情，但很多人對于在子宮里培育一個胎兒感到恐懼，對分娩那樣的殘酷場面更是聞風喪膽。有些人把生孩子時的血汗和淚水看作生命中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另一些人，像激進女權主義者舒拉米斯·費爾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對這個過程的看法則不那么寬容，她在《性的辯證法》（1970年）一書中將之形容為“野蠻的”，類比為“屙出一個南瓜”。大多數人，比如我，在這兩種立場之間搖擺不定，或者介于中間。無論你對懷孕的“自然性”持何種立場，不可否認的是，人造子宮技術的發展（即ectogenesis，體外生殖）將從根本上改變這場辯論。首先，它具有不可否認的醫療功能：容易發生危險妊娠的婦女可以將胎兒轉移到人造子宮中，使胎兒在不影響母體健康的環境中繼續發育；同樣，有早產危險的胎兒也可以被轉移到人造子宮中完成發育。血汗和淚水將不再是生育過程中的必要部分。第二，這項技術可以為女性帶來社會效益。費爾斯通的看法是，人造子宮可以消解生殖過程中嚴重的性別屬性，女性蒙受壓迫的關鍵條件將不復存在。雖然兩性之間存在無可爭議的生理差異，但她認為這種差異造成的壓迫是來自不公平的生殖勞動分工，并被核心家庭模型合理化。如果胎兒被轉移到人造子宮中發育，女性將終于能夠自由追尋她們在生育義務之外的興趣和理想。僅僅是以上兩點粗略敘述，人造子宮已經有足夠的理由令人心馳神往。再加上它還可能造福許多不孕患者，這個技術可謂是無懈可擊。因此，當2017年，研究人員在模仿羊的子宮條件的塑膠袋里成功培育出8只羊羔時，主流媒體的熱切關注并不令人意外。雖然本意并非如此，但他們的發現被描述為推動了人造子宮的發展，這個存在了幾十年的爭議，包括費爾斯通的論點，又被推到了聚光燈下。的確，費爾斯通的主張在當代女權主義者當中仍被廣泛支持 ——例如，Anna Smajdor在她的論文《體外生殖的道德義務》（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Ectogenesis，2007年）中提出的主張——但圍繞人造子宮的輿論興致掩蓋了一個事實：這項技術能夠帶來的解放實際上相當有限。首先，只有“生殖勞動僅包括懷孕”這一前提成立時，人造子宮才能保證對生殖義務進行公平再分配。但是，在分娩過后，絕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是女性在完成母乳喂養、吸奶、撫養和培育孩子的工作。不排除許多人十分自愿地參與了傳統上被視為母職的工作，但這更提醒了我們，那些選擇（或被迫）不這樣做的女性會因此受到怎樣的羞辱和譴責。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明確地說人造子宮會給壓迫性的生殖環境帶來什么改變。這也暗示了此種篤信的更大問題。人造子宮也許能解除女權主義者認定的生殖過程給女性帶來的身體壓迫，但它不一定能解決理念層面的問題——也就是說，它沒有挑戰女權主義者眼中造成壓迫的罪魁禍首：特定的父權價值和思維。事實上，一個對人造子宮技術的形而上學糾葛的審慎分析表明，它很有可能會起到反作用。哲學家 Suki Finn 在她的一篇文章中，介紹了兩個關于懷孕的形而上學模型，反映當前西方對懷孕過程的兩種理解。第一種稱為“寄生模型”（parthood model），將胎兒描述為孕婦身體的一部分，就像手腳或腎臟一樣。第二種，“容器模型”（container model），將胎兒和母親描述為兩個獨立的實體，也就是文化上占主導地位的“母體是胎兒的容器”說法。Finn 指出，形容胎兒為“發面團子”（bun in the oven），以及比喻胎兒是漂浮在幽暗太空的宇航員，都是基于這種模型。雖然在日常使用中相對不具冒犯性，但“容器說”也免不了被別有用心地利用：社會學家 Amrita Pande 在她2010年關于當時合法的印度商業代孕的研究中披露，生殖診所以這種孕育者與胎兒之間的獨立性假設為依托，為他們不人道的產前護理行為開脫，甚至將代孕者視為隨意處置的工具。這表明，形而上學的“容器說”縱使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在現實中它必然依附于某種文化語境，并被父權價值所利用。一種生殖方式是否合理，取決于我們把它放在哪種概念框架下去理解。比如，使用人造子宮來取代部分或全部妊娠階段的想法本身就反映了一種假設，即胎兒和母體實際上是可以分開的。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人造子宮技術一定沿用了“容器說”，但針對該話題的一些雄辯明顯反映出相似的內涵：例如，生殖生物學家 Roger Gosden 在《設計嬰兒》（1999）一書中，將子宮比作的“精妙的孵化器”。女權主義學者 Irina Aristarkhova 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人造子宮技術稱不上是“可行的概念”，或者至少沒那么簡單。如果人們認為胎兒屬于母體的一部分，那么人造子宮的運用范圍又會變得十分有限。當然，我們可以探討出一種新的胎兒與母體的關系，或許一直延伸到力學和機械領域（關于如此遙遠的未來就得另開文章來討論了）。不過，如果我們愿意承認懷孕的生物學特性，承認胎兒和母體的確密不可分，那么，在這個特定的背景下，我們總有一天得面對自身機械化（或是完全摒棄機械）的未來。說到底，女權主義者在意的是，任何技術如果貫徹了某些有漏洞的觀念，都可能在無意中將它們固化或正當化。在這種情況下，對妊娠意義的貶低和對母胎關系的削弱只能說是與女權主義者的訴求背道而馳。盡管不能否認人造子宮仍然可能使許多人受益（并且不只是女性），但人造子宮作為女權主義的解放工具而言是否稱職，還有待商榷。在當今的語境下，人造子宮固然可以減輕一些女性面臨的生理限制，但是，不要忘記這項技術終歸還是父權制度下的產物，它的“解放性”有著觸手可及的天花板。原文來自 AEON.CO，標題為《Is Artificial-womb Technology a Tool for Women’s Liberation?》作者 Sasha Isaac 畢業于紐約大學生物倫理學專業，她的碩士論文是關于印度跨國代孕。//翻譯：范夢雅// 編輯：Alexwood，趙四// 頭圖：Wikimedia Commons/Jonathan Ap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