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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獨生代特別報道！“90后”遭遇三十難立，“80后”更加焦慮迷惑
桂林獨生代特別報道！繞不過去的“錢途”問題
桂林獨生代特別報道！“80后”猝不及防的進入“中年危機”
80后、90后獨生子女，從出生開始就是在被“打量”的目光中長大。
現在，這群獨生子女集體進入養育子女的階段，人們擔憂的目光又轉移到為人父母的獨一代身上。
“獨一代”和“獨二代”同堂
統計顯示，2010年前后，桂林出現了一波生育高峰。盡管絕對數量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的是，這些新生兒的父母大都是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獨生子女。
當這些第一代獨生子女開始成為父母時，多數人感到手足無措，因為他們大多在父母的過度呵護下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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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育兒，他們首先要經歷嚴峻的經濟考驗。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發調研報告稱，從直接經濟成本看，0到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
根據廣西人才網今年4月發布的全區薪酬報告，桂林人去年的平均月薪為5100元，要攢足一個孩子的費用，需要兩位父母2年不吃不喝。
住在中隱路一小區的80后母親蔡青青說，一個孩子每個月單奶粉錢就要達到上千元、紙尿褲300元、輔食200元……她和丈夫每月5000元左右的收入勉強夠用。
另一方面，讓老年人幫助育兒成為了桂林年輕父母普遍采納的方式。
如此三代同堂，其中兩代是獨生子女，這是中國目前比較特殊的家庭結構。從好的方面看，兩代人共同養育孩子，有助于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個家庭財富的增長。
但這種模式在積累兩代人財富的同時，也積累了兩代人的焦慮——它們將共同作用到對同一個孩子的養育過程中。
從孩子出生，蔡青青就一直在適應家庭結構的變化。她和婆婆的關系一直很好，可是真的要長期相處，是另外一回事。
第一場家庭“斗爭”，源于孩子10個月后是否還要母乳喂養。最終，蔡青青堅持了自己的決定。而婆婆擔心孩子身體變弱，哭了一宿。
孩子一歲以后，公公婆婆每天絮叨的事情就是孩子體重、身高不達標，拉著孩子吃這個、補那個。蔡青青卻不以為然，她只覺得孩子健康就行，和長輩之間又沒少吵架。
三代同堂，不同的生活習慣、教育觀念甚至表達方式，都會構成摩擦，讓獨生代家庭育兒的焦慮升溫。
望子成龍的現實尷尬
只有一個孩子，能不望子成龍嗎？
作為“獨一代”的中年父母們小時享受“小皇帝”般的待遇，長大獨自打拼也吃遍了社會的苦，自然期待著自己的“獨二代”少走一些彎路。
首先背上“孩奴”一詞的，指的就是這一代父母。他們往往傾盡所有精力，只希望孩子不要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
每個陽光充裕的周末，“85后”媽媽李晴都會自動轉為“育兒頻道”，兩年來都是如此。
星期六早上，她要帶著5歲的孩子從臨桂開車到市中心，讓孩子在老師的工作室上電子琴課，中午在市區的奶奶家睡一個半小時午覺，下午孩子到私教繼續上繪畫課，不上繪畫課的下午，孩子就要去接受兩個小時的跆拳道訓練。周日上午一般是到王城一個少兒籃球訓練班打籃球，下午還有圍棋課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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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都認為李晴給孩子周末安排的早教課程太多了，可是她并不認為這是盲目。
站在一個西方心理學者的角度來看，育兒焦慮的源頭就是親子之愛。紐約大學教授凱蒂·洛菲在《現代育兒心經》一文中談到，其最原始的表現方式是孩子隨時會受傷的幻覺，以及自己要保護他不受任何傷害的強大愿望。
這種原本美好的情感隨著家庭經濟能力增強和市場專業分工細化，各種針對孩子能力開發的市場產品多樣化，給親子之愛增添了新的內容：培養理想化的完美孩子。
桂林另一位“80后”父親劉先生打孩子從娘胎里出來，就給孩子定下了藝術出國的路徑。他是一位大學老師，每天都壓著7歲的孩子練小提琴，不斷地訓練、考級，等孩子大了讓他在國內繼續拜師學藝，直至能去國外學習，最后能在國際比賽中嶄露頭角。
無論是劉先生還是李晴都認為，這些訓練課程并非功利的應試，而是針對孩子的特性。但《現代育兒心經》作者凱蒂卻認為，這種高標準的專注、指導與剖析，是家庭生活太過偏向于孩子的表現。
巧的是，李晴和劉先生都符合這些條件：本身都是獨生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有房有車有存款，而且只有一個孩子———這是在理論研究中最易引發育兒焦慮的中產獨子家庭。
育兒鏈條上資源緊缺
能查閱到的有關數據顯示，至2015年，桂林“單獨家庭”就有1.4萬個。根據統計，這些只有一個孩子的夫妻，年齡多在20歲至32歲之間，這些獨生代父母，往往會對孩子的安全、健康過度擔心迸發出負面情緒，最讓他們心理壓力大的是有心培養孩子而又力所不及，或是接受激烈的競爭甚至是盲從于攀比。
“獨一代”的父母，和“獨二代”孩子之間相差了約30年。在這30年間，社會結構和資源分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生產、喂養、上幼兒園、上小學看起來是再正常不過的育兒鏈條，但如果再循著傳統的路徑走，會發現意想不到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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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趙慧是桂林人，2014年懷孕。建檔首選是市內另一所大型醫院，負有盛名但離家遠。但好處是建檔之后床位有保障，只需按部就班。這樣出名的醫院，掛號難是一個常識，不過實際情況還是超出了她的想象。“我早晨5點半到醫院產科排隊，沒想到前面已經有20多人了。”盡管如此，趙慧還是慶幸，因為這家醫院每天產科只有50個號。
如果把育兒焦慮癥的爆發點分為幾個階段，生育難不過是第一個門檻，相似的情況出現在育兒鏈條的下一環。
趙慧在2017年一度想放棄給孩子上公立幼兒園的念頭，而選擇一所每學期收費在5000元以上的高檔幼兒園。在已經市場化的學前教育領域，這樣的選擇可能會讓競爭減少，但難免會遭遇到老一輩父母生活經驗的質疑。
趙慧說，父母告訴她，在他們養育“獨一代”的80年代，正是計劃經濟公共資源的巔峰期。街道幼兒園、機關幼兒園、企業幼兒園、托兒所、學前班，各種形式和主體的學前教育琳瑯滿目，而且收費低廉。
“等孩子上了小學，別人孩子的興趣班、夏令營、私教，這不都得硬著頭皮上嗎，如果上不了，我會覺得自己無能，更擔心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小慧說道。
因此，為讓孩子上優質幼兒園擠破頭，為讓孩子上好的小學花大價錢購買學區房……這些都成為了獨生代家庭育兒焦慮癥的核心，教育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獨生代父母們只好拿著自己僅有的積蓄，搭上拼命擠出來的時間，在有限的自我和社會資源中閃轉騰挪，力爭為自己的下一代贏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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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桂林晚報記者沈青
值班校對丨全 元
值班編輯丨李富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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